有些非常具体的时刻,我强烈地以身为台湾人觉得羞耻。譬如打开新闻频道,听见年轻的记者报道一个妇人因为怀疑丈夫出轨而下毒,毒死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记者的语气义正辞严,充满自以为是的“法官”高姿态不说,他不断强调这是一个“越南”妇人,她用的是“越南毒药”,最后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这是典型落后国家的悲剧”。他口中的“落后国家”当然说的是越南。
一个“女人”,或者“人”,所犯下的普遍的罪行,在这个记者的眼中却成为某一个种族,一个他认为“落后”的国家和“落后”的文化所产生的特别行为。台湾经济的相对进步在他的世界认知里,已经转化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