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非常具体的时刻，我强烈地以身为台湾人觉得羞耻。譬如打开新闻频道，听见年轻的记者报道一个妇人因为怀疑丈夫出轨而下毒，毒死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记者的语气义正辞严，充满自以为是的“法官”高姿态不说，他不断强调这是一个“越南”妇人，她用的是“越南毒药”，最后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这是典型落后国家的悲剧”。他口中的“落后国家”当然说的是越南。
一个“女人”，或者“人”，所犯下的普遍的罪行，在这个记者的眼中却成为某一个种族，一个他认为“落后”的国家和“落后”的文化所产生的特别行为。台湾经济的相对进步在他的世界认知里，已经转化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
记者本身不自觉荒谬，社会也不觉得这种世界观有问题，因为在媒体上，这种姿态，这种陈述，是常态。如果我们追问，这个记者的世界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样的态度会被一个文明社会所容忍？在这样重要的公共空间里散播这种世界观，会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公民？追问下去，除了羞耻之外，我更觉得不安。
然而，一个年轻记者的无知幼稚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跟每天在电视镜头上出现，面目凛然而满嘴谎言的政治人物比较起来，又算什么呢？和各形各色的统治者和统治政权写进教科书里的半真半假而且还自成系统的世界观比起来，又算什么呢？
苏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过世了。严肃的女性知识分子，却又如此长期地受到大众传媒的注视，成为有思想的男性的“性感象征”和“女性知识分子的典范”，桑塔格是极为独特的。博学多才，而对公共责任又一肩扛起，也是一个罕见的档案。在越战的爱国情绪高涨中，她到河内去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一个以“种族屠杀起家”的国家，“注定要没落”。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纠正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浪漫情怀，使得左倾的知识分子对她强烈不谅解。到了1990年代，她更亲自走进萨拉热窝导演《等待戈多》，批判左倾战友对于战争的态度缺乏道德担当。
她似乎不怕任何争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说出最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话。“9·11”事件才过两周，美国人还在极深的骇异和哀痛中，电视上政治人物用宗教的语言控诉伊斯兰暴徒，大谈团结爱国，电视新闻主播和评论专家呼吁共同对外，整个美国沉浸在一种同仇敌忾的集体情绪中。在浓烈的民族爱国激情里，桑塔格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上周的残暴现实和电视上公众人物自以为是的欺骗简直令人惊异，令人沮丧。媒体人俨然在进行一个愚民运动。这次的袭击不是一个“懦夫”在跟“文明”、“自由”、“人类”或什么“自由世界”对着干，而是对一个自封为“世界超强国”的攻击，是美国本身的政策和行动所招来的一种后果——谁敢这样承认？多少美国人认识到是美国在对伊拉克轰炸？如果一定要用“懦夫”这个字眼的话，用它来描绘那些从安全的高空远距离进行轰炸的人还比较适当，不能用来形容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杀人的人。勇气是个道德中性词，说他们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勇气……我们有个机器人似的总统，他告诉我们美国如何屹立不屈，公众人物成群结队地表态支持总统……对于真相的隐瞒不言，实在不配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民主应该有的辩论和面对现实真相的坦诚被集体治疗所取代。
我们可以集体哀悼，但是别让我们集体愚蠢。
在这样集体激情的时刻，说这样“不爱国”的话，桑塔格马上被某些媒体指为拉丹和萨达姆的同路人，一个标准“叛徒”。
成为“叛徒”，桑塔格所做的也不过是坚持一种不媚俗、不讨好主流民意的坦诚而已，在专制结构里，坦诚是勇气；在民主体制里，坦诚不只是勇气，还是智慧。
(摘自：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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